然而，在国内产业政策、知识产权和创新源泉等备受各种质疑的背后，中国制造对创新所作出的贡献，却被抹杀了。在全球化分工的格局中，制造，似乎只是创新链条上一个最低端的配角。中国制造，也不例外。

    真的是这样吗？

    按照这样一个曲线，制造就是“小弟”，设计就是“大哥”。小弟不过是听从大哥差遣的。微笑曲线所隐含的一句最重要的潜台词是，“加工和组装，与创新无缘”。

    然而，这正是对制造创新的一个最大的误解。即使在制造业强国，制造装配也从来不是低价值、少创新的代名词。日本在全球独居特色的“母工厂体制”，就是坚持“研发在本土、最先进的工厂也留在本土”，形成“研发-制造”相互哺育的策略。“母工厂”是日本在应对全球化分工时代，强化“制造优势”的重要载体。尽管日本制造企业在中国、东南亚等地不断投资建厂，但“母工厂”仍然是日本企业全球布局的核心节点，在技术和产品研发方面具有主导权，如从基础研究到产品核心技术。变更频繁的产品放在“母工厂”实现多品种、小批量生产；而设计变更较少的产品，则放在海外进行少、品种大批量生产。日本的母工厂，包含了丰富的制造创新。

    那么二者是不是能够分离呢？

    中国制造的崛起，是“国外设计、中国制造”全球化分工的一种全新的成就。它意外地表明了“上游研发”和“制造创新”，并不需要同处一地，不需要比邻而居，而是“全球化分工 天涯若比邻”。而中国制造了如此多的物品，背后怎么能没有自己的创新？

    很多人在强调中国制造发展的时候，都会谈到“人口红利”。好像低成本的劳动力，是中国制造崛起的最重要因素。或许它曾起到重要的作用，但这已经不是中国制造的内在机制。对比一下中国东部和西部，很容易发现：即使西部的劳动力成本，比沿海地带要低许多，但重要的制造业仍然把守在沿海区域。显然，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与高素质的人才，才是决定制造业迁徙的根本要素。

    全球板块化分工，并不少见。东亚四小龙崛起，都有发达制造国家外溢的结果，但没有一个地区呈现了中国制造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态。中国制造能够崛起，是因为在制造的过程中，形成了大量的中国式创新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这一点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知。而广为流传的微笑曲线，加剧了全世界对中国制造的偏见。

    制造不是研发的垫脚石。撤掉垫脚石，上面的研发也就没命了。

    然而，中国制造业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创新路线。在研发与制造的过程中，有一个结合部。这正是中国“制造创新”最大的秘密。

     这个公共交集，正是“灰度创新”。

    中国的逆向工程，一向被诟病，被作为中国制造缺乏自主开发能力的一个几乎贬义的用语。其实这是对复杂制造背后充满了各种创新的漠视，它忽视了“灰度创新”的能力。相对于令人尖叫的“黑科技”而言，这是一种“灰科技”。可惜这种价值，都被源头创新的光芒所掩盖了。

    苹果制造，是否真的可以离开中国？其实这也要看富士康的脸色。富士康打造了全球最大的快速反应工厂，这种动辄以上亿件的大批量生产，已经进入“超大规模”，可以看成是极端制造的范畴。它对供应链的整合，是普通大批量生产厂商所无法企及和想象的。富士康的精密制造，在专业领域，达到了独步武林的高度。最值得称道的是“富士康一把刀”。手机背壳的加工，必须使用专用的小刀具。富士康每年刀具消耗大约为200万件。这样一个巨大量级，而且是专用刀具，即使是顶级的刀具厂商也往往无法胜任。日本最负盛名的住友重工，也望尘莫及。富士康曾经想把部分刀具外包给住友重工，后者没敢接。因为它的月产量只能达到2万把。谁会怀疑日本精密加工的能力？但是“超大规模的制造”，却必须靠“灰度创新”来实现。苹果的研发创新能力自然是首屈一指，但如果没有富士康的精密制造，苹果的产能问题，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缺憾。

    谁也离不开谁。

    这就是“研发”与“制造”中间部位的灰度创新。这是中国制造独特的工程魅力。那些一味看轻“制造环节”的角度，缺乏了对这种灰度创新的尊重。

    规模、速度和成本，是制约制造的关键因素。而中国制造在许多场合，同时克服了这三种困难。

    中国的光伏和风能产业，在欧美都备受反倾销、反补贴的攻击。新能源产业被认为是政府补贴的最典型产业。然而，实际上有两个事实值得关注：第一个是美政府对太阳能光伏产业也有着大量的支持，包括能源部的阳光照耀计划，给太阳能PV制造商13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等诸多政策。但是，美国光伏产业仍然没有发展起来。2002年成立的光伏纳米材料InnovaLight公司，尽管受益于美国能源部和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ERL的大力支持，但是它还是无法规模化生产，外部投资者同样疑虑重重。几乎快破产之际，是河北晶澳太阳能公司接受了它的授权技术。晶澳的投资风险不可谓不小，但正是中国制造商的放手一搏，和大规模工艺转化的制造能力，将二者的优势成功地结合在一起。InnovaLight的硅墨水技术，成功地转化成太阳能电池。可以说，晶澳制造，救了美国创新公司一命，也挽救了美国能源部前期大量的投资。2011年InnovaLight被杜邦收购，成为杜邦的新亮点。

    研发上的源头创新，并没有自动解决制造的难题。中国工程师发挥了巨大的创新能力，为“研发-制造”的连接和结合，奉献了一种前所未有的“灰度创新”。而且，既然是结合部，它也是一个双向交流学习的过程。研发设计创新，也从这种制造创新，获得了迭代和规模化的经验。

    而微笑曲线，显然抹杀了“灰度创新”的贡献。

    灰度创新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战场，就是“制造与市场”的结合部分。这是“商业模式”的发展。这得益于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广泛的用户市场。

    潍柴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公司，在过去十年大手笔地并购了法国博杜安发动机、意大利豪华游艇法拉帝，重组德国凯傲集团及林德液压、德马泰克物流等国际强势品牌。在2017年2200亿元的收入中，40%来自海外。尽管有着国际化的技术背景，但真正让潍柴柴油机在国内获得用户好评的，却是它倾听用户之声而带来的。

    在逆向工程思维中，如何把国外发动机学的更像，就是极致的目标。随着更多地关注使用者的心声，潍柴发现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隙：如何适应中国多层市场的复杂性，大江南北，气候、交通、地形和司机偏好。而这些，都与外国师傅的配方，有着很多不同。潍柴发动机在技术消化吸收的基础上，突出了对于“本土适应性”的理解。这种从市场倒推回来，和制造相结合的“可靠性”理念，就是一种产品再创新。一种靠近市场、结合制造的灰度创新。

    并购，往往是检验灰度创新的最好机会。中国对并购的品牌，通过对市场的判断，开发了很多全新的“产品”。三一重工2012年全资收购普茨迈斯特之后，并没有将制造搬离德国，而是在原有基础上，拓展开发了全新的产品线，拓展到新的领域。这是中国制造的灰度创新，回馈国际化分工的重要证明。

    2011年江苏金昇收购了德国埃马克50%的股份，双方在德国联手后又重新回到常州，建立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床厂。中国工程师更注重倾听用户声音，满足客户需求并做迭代性的快速反应，而德国工程师更关心机器的可靠性、耐用性和品牌声誉。二者的成功嫁接，本身就是一种灰度创新的共鸣。

    从这个意义而言，也许我们需要重新修订“微笑曲线”。它是如此简单以至于它忽略了很多基本的事实。换成一种“兔耳朵曲线”，才能够真正描绘出一个真实的、生气勃勃的工业生态。而各段区域交界处的创新，正是中国制造所形成的独有的优势。

    中国人口众多，市场需求也比较复杂。因此中国需要的是总和最大，工业生态最大，而不能简单追求“微笑曲线”中的单一利润最高。而“兔耳朵曲线”背后，同样是一个严密的生态分工。

    金风科技2008年斥资4120万欧元收购德国风机设计公司Vensys，一举掌握直驱永磁风机核心技术，终结了中国风电制造企业不掌握风机核心技术的历史。然而这场交易，却比表面上的文字披露要复杂得多。这次收购，金风拥有70%的股权，但德国仍然保持相当大的决策权，而且既有人才悉数保留。2009年，金风实现了一直靠进口的电控和变桨两个核心部件的国产化，Vensys居功之首。实际上，Vensys可以有多种选择额，可以授权多方制造商。然而在欧洲，从来没有一个足够大的生产线，可以让Vensys对自己的设计原型机进行量产的验证——而这又是设计研发公司所必须的。实际上，当时金风并不是出价最高的买方，工业巨头和资本大鳄都在门口等着：美国通用、高盛都慕名而来。然而德国源头创新的拥有者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：“比起纯粹的资本投资行为，更希望看到自己的技术落地”。德国研发团队想看到长久的未来，金风成为唯一可选、而且可靠的合作伙伴。而金风也要投入大量的工程师进行设计再造，简化机械加工和组装的程序。这种合作，可以说是一个双方造就、相互学习的过程。

    Vensys从一个没有生产能力的科研团队跃居为风电行业技术的全球领军者，而金风也成为世界最大的风机制造商。

    然而，灰度创新，并不必然是双向流动的。换言之，工程化创新，未必就可以反向推动源头创新。麻省理工学院生产创新经济委员会PIE已经通过广泛地调查，证明了“下游产品开发和生产并不能催生出上游的创新能力”。

    这就是生态上的分工。

    制造与创新的连接，是中国制造给全球工业化分工呈现的一堂最为特别的课。瞠目结舌的一堂课。没有一个人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，能够预见到这一点。然而，当许多意欲打破全球化格局，重新回到“本土制造”的时候，中国紧凑地供应链关系网，也提供了一种护城河般的粘性。

    这背后，正是中国制造的“灰度创新”所呈现的巨大力量。

    忘掉“微笑曲线”吧，“兔耳朵曲线”开始登场。